防疫雙城記 – 從公共衛生的角度回顧台北和亞特蘭大的合作情誼
作者：謝文儒 博士
台北市和亞特蘭大在四十年前的11月5日締結為姐妹市，那一年6月筆者從台北醫學院畢業，隨即進入海軍服預備軍官役，所以當時並没有對締結姊妹市這件事有特別的印象。四十年前個人對亞特蘭大所知非常有限，只知道它是美國東南方的一個大城，是可口可樂的總部所在地，也是電影亂世佳人的背景都市。另外，因為和本身專業有關，多少知道美國聯邦疾病控制中心(CDC)的總部設在亞特蘭大。1986年筆者在台灣完成內科和感染症專科醫師訓練後，前往哈佛大學攻讀公共衛生碩士，第一次到亞特蘭大是在1987年參加一個流行病學的課程，其中包括到CDC做三天的參訪。當時和幾位流行病醫師面談後，對CDC的一個特別訓練班EIS (Epidemiology Intelligence Service)產生很大的興趣，要不是後來因為幸運申請到范德堡大學(Vanderbilt University)的微生物免疫博士班獎學金，筆者非常有可能在完成碩士學位後，會以EIS和流行病學做為赴美後專業發展的主要方向。
人生的際遇有很多事情是難以預料的；筆者在范德堡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進入該校醫學中心的病理部門接受臨床和解剖病理醫師的訓練，1995年因緣際會進入CDC的病理部門工作，一轉眼已將近25年。美國CDC其實早年和臺灣就有一些合作計劃，包括1984年派專家到台灣協助衛生署成立流行病學訓練班，和協助台灣醫界建立院內感染管制的機制及訓練。當時筆者在台北市國泰醫院接受內科住院醫師的訓練，因為對感染症及流行病學的特殊興趣，所以有特別注意到相關訊息，可惜當時未能有機會參加這些訓練班的課程。
1998年台灣發生大規模的腸病毒71型疫情，筆者和另外兩位CDC流行病學醫師，被派遣到台灣協助疫情的調查和控制。疫情結束後，為了提高疾病監控的效率，我們建議台灣衛生署整合三個和疫病防檢有關的單位：防疫處、檢疫總所、和預防醫學研究所,以避免再度發生重大疫情時所產生的混亂現象。翌年台灣衛生署接受我們的建議，整合三個單位，正式成立台灣疾病管制局(Taiwan CDC)，迄今一直保持和美國CDC密切合作的關係。當年和亞特蘭大締結姊妹市的台北市長李登輝先生，在腸病毒期間已成為中華民國的總統。
2003年全球發生重大的SARS疫情，台灣也未能倖免於災，由於政治因素，當時世界衛生組織(WHO)無法直接介入台灣的疫情調查。美國CDC在沒有任何政治因素的考量之下，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邀請，派遣了一個最大的團隊前往協助疫情的調查和控制。當時台灣疫情的起源和最嚴重的地區正是亞特蘭大的姊妹市 - 台北市。筆者在疫情中也被派遣到台灣協助疫情調查，在台期間有機會和兩位台大的病理醫師做了一例疑似SARS感染的死亡病例解剖，並從病理診斷的角度釐清了其他幾個病例。疫情過後，當時的台北市馬英九市長，衛生署陳建仁署長和疾管局蘇益仁局長，均特別前來亞特蘭大參觀美國CDC，並且交換從疫情當中獲取的經驗和心得。翌年，台灣疾管局開始招募防疫醫師，迄今已招募數十位熱情的年輕醫師，投入台灣公共衛生和防疫的重要工作。這批防疫醫師在日後臺灣的公共衞生工作，例如2010年H1N1流感疫情的防治、2013年鼬獾狂犬病的調查、和2015年登革熱疫情的防治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筆者是土生土長的台北市人，在台北市完成幼稚園到大學的教育，負笈美國之前在台北市的醫院工作了數年。赴美之後，輾轉移居到亞特蘭大工作，回想起來，這似乎是個命中注定的緣份。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當中，因為工作性質，筆者非常幸運地有很多機會能夠返鄉和台灣的不同政府單位及學術機構從事疾病診斷、疫情控制、和學術交流的工作，實是個人職業生涯的最大收穫。希望不久的將來，能夠落葉歸根、卸甲返鄉，回到故鄉台北市重溫童年往事和年少輕狂的快樂時光。
照片解說:
2004年當時臺灣疾管局蘇益仁局長(前臺大醫學院病理主任)，前來亞特蘭大參觀美國CDC; 蘇局長和筆者在病理實驗室共同檢視SARS病例的病理切片。
2003年筆者與赴台協助SARS疫情調查的部分CDC團隊，在晉見陳水扁總統前於總統府正門口的合照。
